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宁冈砻市会师，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的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多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队伍的不断壮大，红四军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雇佣思想、流寇主义、散漫作风、享乐意识等弥漫开来，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将这样一支农民占多数的队伍建设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看法，并最终发展为一场激烈的大争论。毛泽东将当时的争论归纳为14个方面主要问题，即“（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其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红四军的党内争论，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强调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并要求“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指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1月28日，恢复前委书记身份的毛泽东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若此时四军不加以训练整顿，必困难执行党的政策”，遂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整训。12月初，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在此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即“新泉整训”。根据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这期间，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召开由支队、大队的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除在红军内部调查外，毛泽东还步行到新泉附近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四军的意见建议，“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初步准备”。

　　二是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对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讨论会的形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与官兵一起参加讨论，把大家引导到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正确思想上来，初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认识。

　　三是进行纪律教育，结合当地习俗，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生态版本。军事训练主要通过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制定红军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加强官兵军事素质，朱德还亲自上军事课，讲授《新游击战术》。

　　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继“三湾改编”“赣南三整”之后我军又一次十分重要的政治整训实践，是我军政治整训规范化制度化的首创，它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整训方法，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相结合的整训模式，确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队纪律基础等，对于纠正和克服红四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顺利通过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其他红军部队整训提供了宝贵经验。（王增祺）

网站编辑：白梦洁